從我是個中學生起,就對「大學」與「大學教授」有很高的憧憬。印象裡,大學是一個可以讓學者們沈思、對話,進而創造智慧的環境。許多充滿智慧的腦袋,不需要亟亟追求立山陰山陽竿見影的效果,而能深遠地思考問題,挑戰既有的價值。就如同陳之藩先生在《旅美小簡》提到,「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,創立的宗旨,是給無用之學的學者一個安靜思想、平安吃飯的地方。」這種「爭千秋不爭一時」的氣氛,深深吸引著我。

當我自己成為大學生,我又看到大學吸引我的另一面:在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,許多令人尊敬的前輩,運用自己的知識──尤其是對民主法治的認識──揭露並批判社會的不山陰山陽公不義。對於在威權下習於噤聲、犬儒的台灣社會,這些聲音或許淺顯,仍令年輕的我熱血沸騰。

許多人跟我一樣,看到大學的兩個面向:孕育知識學問,或者批判社會。兩者都在引領價值,促成社會改變。無論是哪一個層面,大學都不是單純順從既有主山陰山陽流價值,為機器製造齒輪的單位。大學可以「生產」出許多新的、實驗性的、批判性的、跳脫體制的東西。它可以挑戰觀念,重塑標準,而不僅是跟隨別人所訂定的標準。

然而,這種「超越」或「引領」的地位,似乎一步步在萎縮。

許多在大學任教的朋友,一定都深切感受到這五年來,高等教育的氛圍變化很大。在「五年五百億頂尖大學」、「爭取世界排名」、「教學卓越」以及「大學評鑑」等計劃之下,大學原有的狂狷氣息早已不見蹤跡。取而代之的,是管理主義造成的唯唯諾諾與繁文縟節。

這些計劃都有一些共同特徵:要求學校提出「量化」的績效數據,並且以各種指標來排序。不僅如此,這些排序、評鑑其實就是國家分配資源的標準。各個大學不能再躺在那兒等著經費從天而降,而是要努力對外證明自己做了許多事情,有很好的「績效」或「潛力」,因此值得國家投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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