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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在於，我們這個社會對於「貢獻」的定義，是非常急功近利的。學術工作本質上就未必能在短期（五年？）內看出具體成果。但立法院、教育部，都等不及。於是制訂了一套規則，要求各大學撰寫，說明自己「有什麼用」！

於是，各大學從校長到教授甚至學生，開始山陰山陽玩這場遊戲。遊戲中最重要的兩個工作是：第一，努力寫計劃爭經費；第二，拚命執行計劃以消耗經費。

競爭遊戲改變了學術圈的行為模式。學者山陰山陽不再是依據自己的興趣與判斷，決定研究方向；而是要設法揣摩上意，並跟隨多數教授去追求「比較可能得到經費」的計劃。學術本來應該具有獨立、冷靜，並與現實保留適當距離的特性。但如今愈來愈難維持這些特性。

理論上，教授們有身分保障，大可堅持「我行我素」。可是在一個全面動員爭取排名與補助的環境裡，堅持己見就是不合群，就是搗蛋怪咖。資深教師都山陰山陽不好意思這麼酷，更何況新進教師？結果就是擠壓甚至放棄自己原先的研究，改而「從眾」。如此，非主流的新穎觀念，哪兒能在大學冒出頭？

更可笑的是：在這個氣氛下，教授們花最多力氣的，不是研究教學，而是「寫計劃」與「燒錢執行計劃」。尤其公立大學的會計制度死板之至。人文社會科學的系山陰山陽所，拿個幾百萬甚至幾千萬元，不能買書不能聘教師，卻只能辦活動。而活動的出席費、稿費，都是二、三十年前的超低標準。結果就是「以量取勝」──活動辦得多，錢才銷得掉。弄得人人疲於奔命，形銷骨立，但學術實效有多少，真是天曉得！冷眼看著愈來愈忙碌於辦活動的同儕們，不禁會想，「大家愈來愈沒時間讀書思考，這麼多篇論文是從哪兒生出來的？」

從我是個中學生起，就對「大學」與「大學教授」有很高的憧憬。印象裡，大學是一個可以讓學者們沈思、對話，進而創造智慧的環境。許多充滿智慧的腦袋，不需要亟亟追求立山陰山陽竿見影的效果，而能深遠地思考問題，挑戰既有的價值。就如同陳之藩先生在《旅美小簡》提到，「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，創立的宗旨，是給無用之學的學者一個安靜思想、平安吃飯的地方。」這種「爭千秋不爭一時」的氣氛，深深吸引著我。

當我自己成為大學生，我又看到大學吸引我的另一面：在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，許多令人尊敬的前輩，運用自己的知識──尤其是對民主法治的認識──揭露並批判社會的不山陰山陽公不義。對於在威權下習於噤聲、犬儒的台灣社會，這些聲音或許淺顯，仍令年輕的我熱血沸騰。

許多人跟我一樣，看到大學的兩個面向：孕育知識學問，或者批判社會。兩者都在引領價值，促成社會改變。無論是哪一個層面，大學都不是單純順從既有主山陰山陽流價值，為機器製造齒輪的單位。大學可以「生產」出許多新的、實驗性的、批判性的、跳脫體制的東西。它可以挑戰觀念，重塑標準，而不僅是跟隨別人所訂定的標準。

然而，這種「超越」或「引領」的地位，似乎一步步在萎縮。

許多在大學任教的朋友，一定都深切感受到這五年來，高等教育的氛圍變化很大。在「五年五百億頂尖大學」、「爭取世界排名」、「教學卓越」以及「大學評鑑」等計劃之下，大學原有的狂狷氣息早已不見蹤跡。取而代之的，是管理主義造成的唯唯諾諾與繁文縟節。

這些計劃都有一些共同特徵：要求學校提出「量化」的績效數據，並且以各種指標來排序。不僅如此，這些排序、評鑑其實就是國家分配資源的標準。各個大學不能再躺在那兒等著經費從天而降，而是要努力對外證明自己做了許多事情，有很好的「績效」或「潛力」，因此值得國家投資。